2001（5）
当我决定辞去自己的全日制工作时决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一种新的国际性潮流的一分子。一次平级的人事调动伤了我的自尊心，并阻断了我的事业发展，这促使我放弃自己地位较高的职业，当然，就像面子扫尽的政府部长那样，我也掩饰说“我只想与家人更多的呆在一起”。
奇怪的是，大约两年半的时间我写完两部小说后，我这个被美国人称为“放慢生活节奏”的试验，却使我老掉牙的借口变成了现实。我已从一个“获得一切”哲学（琳达•凯茜过去七年中在《她》这本杂志所宣扬的）的狂热支持者，变成了一个乐于接受任何东西只要一丁点的女人。
我已经发现（由于压力过大，凯茜已多次公开宣称要辞去《她》杂志编辑的职务，在这之后她也许会有同样发现），放弃“忙忙碌碌”的生活哲学，转而过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生活所带来的回报，比经济成功和社会地位更有价值。什么也说服不了我回到过去那种凯茜所宣扬的、我也曾自得其乐的生活中去：每天12小时的工作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最后期限，可怕而紧张的办公室的争权夺利，以及因为时间有限连做母亲也得“高效率”所造成的种种限制。
在美国，摆脱忙碌，转而过一种简单、不大物质化的生活已成明确趋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放慢生活节奏”——在美国也称“自愿简单化”——甚至孕育了一个崭新的、可称之为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想简单生活的人来说，有许多很畅销的帮你轻松生活的自助书籍；有各种简讯，例如省钱简报，会给美国人提供成千上万条有用的点子去做事，从回收保鲜腊到自制肥皂；甚至还有一些帮助团体，帮人按90年代中期脱离传统社会的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在美国，这种趋势一开始是对经济衰落所做出的一种反应——出现于80年代后期缩小经济规模所引起的大量人员冗余之后——在英国，至少在我所认识的中产阶级的简化生活者中，这种趋势仍被认为与节俭政治有关联，虽然如此，然而我们有着不同的缘由去寻求使自己的生活简单化。
对我们这一代女性来说，整个80年代我们曾被迫忙碌地生活，90年代中期的简化生活与其说是寻求神话般的好生活——自己种有机蔬菜以及冒险制造有机蔬菜——倒不如说我们都认识了自身的局限。
2002(1)
如果你想在谈话中用幽默来使人发笑，你就必须知道如何识别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问题。你的幽默必须与听众有关，能够向他们显示你是他们的一员，或者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同情他们的观点。根据与你谈话的不同对象，问题也有所不同。如果你在和一群经理谈话，你就可以评论他们秘书的工作方法紊乱；相反，如果你在和一群秘书谈话，你就可以评论她们老板的工作方法紊乱。
下面举一个例子，它是我在一个护士大会上听到的。这个故事效果很好，因为听众对医生都有同样的看法。一个人到了天堂，由圣彼得带着他参观。他看到了豪华的住宅、美丽的花园、晴朗的天气等等。所有人都很安静、礼貌和友善，然而当这位新来的人在排队等候午餐时，突然被一位穿白大褂的人推到一旁。只见这人挤到了队伍的前头，抓起他的食物，噔噔地旁若无人地走到一张餐桌旁。“这是谁啊？”新来的人问圣彼得，“哦，那是上帝，”他回答说，“但有时也认为自己是一名医生。”
如果你是你谈话对象集体中的一员，你就能够了解你们所共有的经历和问题，你就可对餐厅极难吃的食物或者总裁在选择领带方面差劲的品味进行评头论足。而对于其他听众，你就不能试图贸然地讲这种幽默，因为他们也许不喜欢外人对他们的餐厅或总裁有如此微词。如果你选择去评论邮局或电话局这样的替罪羊，那你就会很安全。
如果你在幽默时感到很别扭，你应该进行练习使它变得更自然。包括一些很随便的、看上去是即兴的话，你可以用轻松的、不做作的方式把它们说出来。常常是你说话的方式使听众发笑，因此说慢一些，并且记住扬扬眉毛或者做出一种不相信的表情都会向人们显示你正在说笑话。
留意幽默，它常常是在出其不意的时候出现。它可以是一句常言的歪曲如“你要是一开始不成功，就放弃”，或者是玩弄语言和情景。留意夸张和打折扣的话。考虑一下你的谈话，选出一些词汇和句子，颠倒它们的秩序，并注入一些幽默。
2002（2）
从人类最初有了智慧至今，人们一直在设计日益巧妙的工具来处理那些危险的、枯燥的、繁重的或者只是一般肮脏的工作。这种不得已的行为导致了机器人科学的产生——一门将人类的能力赋予机器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们还没有在机械上实现科幻小说的幻想，那么他们也已经很接近这个目标了。
由此引起的结果是，现代世界已经日益充斥着智能的装置，虽然我们几乎都注意不到他们，但他们的普遍存在却节省了许多人类劳力。我们的工厂里轰鸣着机器人生产线的节奏；我们的金融服务完成于自动柜员机旁，完成业务后，它们还会机械地、有礼貌地感谢我们；我们的地铁车辆由不知疲倦的机器人驾驶。由于电子和微观机械仪器的不断缩小，现在已有一些机器人系统能够进行精确到毫米的脑部和骨髓手术，其精确性远远超过熟练的医生用他们的双手所能达到的水平。
但是如果机器人要进入节省劳力的下一个阶段，他们必须能够在更少的人工监控下运行，并且至少能够独立地做一些决定。这些目标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真正的挑战。“虽然我们知道如何让机器人去纠正一个特定的错误，”NASA的一个机器人项目经理戴维•拉维里说，“我们仍然不能赋予机器人以足够的‘常识’，使它们能够与动态的世界进行可靠的交流。”
实际上对真正的人工智能的追求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效果。虽然一开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有过一段乐观的时期——那时候仿佛晶体管电路和微处理器的发展将使他们在2010年能够模仿人类大脑的活动——但是最近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将这个预测延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
在试图建造思维模型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发现，人类大脑中的近1000亿个神经细胞要比以前想像的更聪明，人类的感觉器官也比以前想像的更复杂。他们建造的机器人在严格控制的工厂环境里，能够在仪表盘上识别毫米以下的误差。但是人的大脑能够扫描一个快速变化的场景，迅速排除98％的不相干的物体，立即聚焦于森林中婉蜒道路旁的一只猴子，或者人群中的一张可疑的脸。地球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系统也不能仿效这种能力，并且神经学科学家仍然不知道我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2002（3）
过去经济衰落的日子会不会重来？自从石油输出国组织在3月决定减少原油供应，原油的价格便从去年12月的不到10美元一桶上升到约26美元一桶。这次近3倍的涨价令人想起了1973年和1979～1980年两次可怕的石油恐慌，当时的油价分别涨了4倍和近3倍。前两次的油价暴涨都导致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那么这次警告人们厄运来临的头版新闻都到哪里去了呢？
本周伊拉克暂停石油出口，这使油价又一次上扬。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随着北半球冬季的到来，有可能在短期内使石油价格涨得更高。
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期这次油价暴涨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不会像20世纪70年代那么严重。与70年代相比，现在多数国家的原油价格占汽油价格的份额要小很多。在欧洲，税金在汽油零售价的比例高达4/5，因此，即使原油价格发生很大的波动，汽油价格所受的影响也不会像过去那么显著。
发达国家对石油的依赖性也不如从前，因此对油价的波动也就不会那么敏感。能源储备、燃料替代以及能源密集型重工业的重要性的降低，都减少了石油消耗量。软件、咨询及移动通讯消耗的石油，比钢铁、汽车行业少得多。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每一个美元所消耗的石油量比1973年少了近一半。国际经合组织在最近一期的《经济展望》中估计，如果油价持续一年维持在22美元左右，与1998年的13美元一桶相比，这也只会使发达国家的石油进口在支出上增加GDP的0.25%～0.5%。这还不到1974年或1980年收入减少部分的1/4。另一方面，进口石油的新兴国家由于转向了重工业，消耗能量更大，因此可能会受到石油危机的强烈影响。
另外一个不应因油价上升而失眠的原因是，与20世纪70年代不同，这次油价上升不是发生在普遍的物价暴涨及全球需求过旺背景之下。世界上很多地区才刚刚走出经济衰落。《经济学家》的商品价格指数与一年前相比总的来说也没有什么变化。1973年的商品价格跃升了70％，而1979年也上升了近30％。
2002（4）
最高法庭关于医生协助病人结束生命问题的裁决，对于如何用药物减轻病危者的痛苦这个问题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裁决认为，宪法没有赋予医生帮助病人自杀的权利，然而最高法庭实际上却认可了医疗界的“双效”原则，这个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的道德原则认为，如果某种行为具有双重效果（希望达到的好效果和可以预见得到的坏效果），那么，只要行为实施只是想达到好的效果，这个行为就是可以允许的。
近年来，医生们一直在借用这项原则，为自己替病危患者注射大剂量的吗啡镇痛的做法提供正当的理由，尽管他们知道，不断增加的剂量最终会杀死病人。蒙特非奥里医疗中心主任南希•都博勒认为，这项原则将消除部分医生的疑虑，这些医生在此之前一直强烈地认为，如果给病人充分的药品来止痛会加速他们的死亡的话工那就不能这样做。
波士顿大学健康法律系主任乔治•安纳斯坚持认为，只要医生是出于合理的医疗目的开药，那么即使服用此药会加速病人的死亡，医生的行为也没有违法。“这就像做手术，”他说，“我们不能称那些死亡为杀人是因为医生并没有想杀死病人，尽管他们敢冒病人死亡的危险。假定你是一名医生，只要你并没有想让病人自杀，你就可以去冒你的病人自杀的风险。”
另一方面，许多医疗界人士承认，致使医助自杀这场争论升温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病人们的绝望情绪，对这些病人来说，现代医学延长了临终前肉体的痛苦。
就在最高法庭对医助自杀进行裁决的前三周，全国科学学会公布了一份长达两卷的报告——临近死亡：完善临终护理。报告指出了医院临终关怀护理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对病痛处理不力和大胆使用“无效而强制性的医疗程序，这些程序可能会延长死亡期，甚至会让死亡期难堪”。
“医疗行业采取步骤，让年轻医生去晚期病人休养所培训，对各种大胆的镇痛疗法方面的知识进行评估，为医院护理制定一份符合美国医疗保障方案的付款条例，以及为评估和治疗临终痛苦制定新的标准。
安纳斯说，律师可以在要求把医疗界的这些善意的行为变成更好的护理行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不少医生对病人所遭受的毫无必要的，可预见的痛苦无动于衷”，乃至于已构成“蓄意虐待病人”。他说，行医资格理事会“必须明确表明——病人痛苦地死亡，可以推定，是由于医生处理不力造成的，应该因此吊销其从医资格”。
2003（1）
比尔•多诺汶肯定会喜欢网络。这位美国间谍大王对情报着迷，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建立了战略事务办公室，后来又为中央情报局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多诺汶相信，在谍报职业这个“大游戏”中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如今，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买书和寄信这样的日常活动，也正在改变多诺汶曾经从事的这个职业。
最近的这次革命性的改变不仅仅是一个人偷看别人的电子邮件的问题，这样的电子间谍活动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国际互联网已经派生出一个可称为点击谍报的完整的产业。间谍们把它称为“公开来源情报”。随着互联网的增长，这样的情报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1995年中央情报局举办了一个竞赛，看谁能够收集到关于“布隆迪”的最多信息。胜者胜出了一大截，却是弗吉尼亚的一家小公司，名为“公开来源解决方案”，它的明显优势是它对电子世界的把握。
在这个新的电子世界中最引起轰动的是一个叫司特雷福的公司，它是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一个私营的情报分析公司。该公司的业务是将覆盖全球各个国家的情报销售给“麦克德莫国际”这样的能源公司。它的许多预测在网上都可以查阅，网址
www.straitford.com。
该公司的总裁乔治•弗莱德曼说，他把网络世界视为情报收集和情报发布两方面相互增强的工具，是间谍们的梦想。上周，他的公司正在从远在世界的另一角落收集零散的信息，并预测在乌克兰将发生一场危机。“一旦这个报道发布，我们将从乌克兰突然新增500个浏览用户，”弗莱德曼，一位前政治科学教授说，“我们将听到其中一些人的回应。”当然公开来源的谍报活动的确有它的风险，因为很难区分正确与错误的信息。这正是司特雷福公司挣饭吃的地方。
弗莱德曼只在奥斯汀市雇用了为数不多的雇员。其中的一些有军事情报工作背景。他把公司的“局外人”地位视为它成功的关键。司特雷福公司的简报听上去不像华盛顿当局常常提供的躲闪的言辞，政府机构往往避免发布引人注目的言论，因为这些言论可能出错。弗莱德曼说，司特雷福公司为其独立的声音而感到自豪。
Text 2
18世纪政治家埃德蒙•柏克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一个被误导的事业如果要成功，它惟一需要的是好人无所作为”。一个这样的事业现在正在寻求终止生物医学的研究，因为有这样一种理论说，动物享有权利禁止它们被用于实验。科学家应该对动物权利鼓吹者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因为他们的言论混淆了公众的视听，从而威胁到卫生知识和卫生服务的进步。动物权利运动的领导者将矛头指向生物医学研究，原因在于它依赖公共资金的资助，并且很少有人懂得医学研究的过程。当人们听到医学实验虐待动物的指控时，许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故意伤害动物。
例如，在近期的一次集市上，一位老奶奶站在动物权利宣传点前散发小册子，规劝人们不要使用动物制品和动物实验制品——肉类，毛皮，药物。当被问到她是否反对免疫接种时，她问疫苗是否来自动物实验。当被告知的确如此，她回答道，“那么我不得不说，是的，我反对接种”。当被问到瘟疫爆发怎么办时，她说，“不用担心，科学家会找到一种方法，用计算机来解决问题”。看，这样好心的人们就是不明白。
科学家必须把他们的意思传达给公众，并且要使用有同情心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一般人能够明白的语言，而不要使用分子生物学的语言。我们需要说明动物实验与祖母的髋骨更换、父亲的心脏搭桥、婴儿的免疫接种、甚至宠物的注射针剂都密切相关。许多人不明白获得这些新的治疗方法和疫苗都必须进行动物实验。对于他们来说，动物实验说得好是浪费，说得不好是残忍。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科学家可以进入中学课堂，展示他们的实验结果。他们应该对报刊的读者来信及时做出反应，以防止动物权利的误导言论在毫无质疑的情况下横行，从而获得一副真理的面容。科研机构应该对外开放，让人参观，向人们展示实验室里的动物获得了人道的对待。最后，因为最终决定因素是病人，医疗研究机构不仅应该积极争取斯蒂芬•库柏这样的名人的支持——他对动物实验的价值勇敢地进行了肯定——而且应该争取所有接受治疗的病人的支持。如果好人无所作为，一群不明真相的公众真的有可能扑灭医学进步的宝贵火种。
Text 3
近年来，铁路公司相互联合，组成了超大型集团，引起人们对垄断行为的极大关注。近至1995年，四家大型铁路公司占有整个铁路运输业务的约70％。到明年，一系列兼并活动完成之后，四家铁路公司将控制90％以上的铁路运输业务。
支持组建超大型铁路集团的人认为，兼并将带来成本的大幅降低，服务项目的更好协调。他们认为，在公路运输的激烈竞争面前，垄断的威胁已经不复存在。但许多客户却抱怨说，对于依赖长途运输的大宗商品来说，如煤炭、化学制品和粮食，由于公路运输花费太大，这样铁路公司就会“掐他们的脖子”。
铁路运输业内的大规模联合意味着多数客户将会依赖一家公司的服务。通常，铁路公司对这些“被控”客户的收费要比有另一铁路公司竞争业务时多20％～30％。如果客户感到他们被多收费，他们有权上诉到联邦政府的“陆路运输局”以争取价格下调。但这个过程耗财、耗时，并且只有在真正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才有作用。
铁路公司对“被控”客户进行区别对待的依据是，从长远来看，这样做会降低所有人的成本。他们认为，如果铁路公司向所有客户收取同样的普通价格的话，那么，可以使用公路运输或其他交通工具的客户将会转移，使剩下的客户来承担铁路正常运作的开销。这种理论得到了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使铁路公司获得了一个决定谁败谁荣的权利。“我们是否真的想让铁路公司成为在市场上决定谁败谁荣的裁决者呢？”马丁•贝科维奇问道。他是一位常常代表铁路客户的华盛顿律师。
许多“被控”客户还担心他们很快将遭遇一轮新的大幅涨价。从整体来说，虽然铁路行业有耀眼的资产，但它的收入仍然不足以支付为满足不断增长的运输需要而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然而铁路公司仍然继续贷款数十亿美元来进行相互兼并，而华尔街也鼓励它们这样做。请想一想今年南诺弗克公司和CSX公司为兼并康雷尔公司所花的102亿美元吧。康雷尔公司1996年铁路运营纯收入为4.27亿美元，这还不足这宗交易运作成本的一半。谁来支付其余的费用？许多“被控”客户担心他们会，因为南诺弗克和CSX公司将增加对市场的控制。
Text 4
据说，在英国死亡很紧迫，在加拿大死亡不可避免，在加利福尼亚死亡可以选择。难怪，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美国人的寿命几乎翻了一番。髋骨不行了可以更换，临床的忧郁症得到了控制，白内障仅用30分钟手术便可以切除。这些进步给老年人口带来的高质量生活在50年前我刚从事医学时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即使有一个伟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死亡也是无法战胜的——而我们不能面对这个现实，正危及我们自身的伟大。死亡是正常的；我们的基因决定我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环境里也会解体和灭亡。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懂得这一点，但是作为医疗消费者，我们常将死亡视为一个问题来解决。由于医疗费用由第三方支付，我们常常要求用尽所有的医疗手段，即使它们不会有任何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晚期癌症的治疗。医生由于不能治愈疾病，同时又担心病人失去希望，常常采用极端大胆的治疗方法，这些方法远远超出了科学能够认同的界限。
1950年，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是127亿美元。2002年，这项开支将达到15400亿。任何人都明白这个趋势不可持续，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扭转它。有些学者总结说，如果政府资金有限，它应该停止支付延缓某一个年龄以上人群寿命的医疗费用——比如83岁左右。据说，科罗拉多州前州长理查德•拉姆曾经说，老年多病者“有责任死去和让位”，以让更年轻、更健康的人们去发挥他们的潜能。
我不会说得这么绝对，毕竟现在精力充沛的人们通常能工作到60岁，甚至更久，并仍然具有惊人的创造力。78岁的Viacom公司总裁萨姆勒•雷斯顿开玩笑说他只有53岁。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欧康奈70有余，前卫生局医务主任C•库普80来岁还出任了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总裁。这些领导人就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对疾病的防治是有意义的，证明我们能够对付年龄带来的健康问题。作为一名年仅68岁的人，我希望像他们一样在老龄阶段保持创造力。
然而在这样的追求中，一个社会能够承担的费用是有限的。作为一名医生，我深知最昂贵和最激进的手段也可能是无效的和痛苦的。我也深知在医疗开销少得多的日本和瑞典，人们获得了比我们更长的、更健康的寿命。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可能在寻求不可能奏效的治疗方法上花钱太多，而在研究能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更平常的方法上花钱太少。
